——刘西林

1950年1月，我们西北军政大学（即一野军大）由西安进军入川。不久即并入西南军政大学（即二野军大），由政治部主任胡光同志率领我们到重庆山洞二野军大工作。在如期完成了对起义军官的改造任务后，10月中旬，突接军大校部通知去校部谒见当时当时二野军大的政委余秋里同志。余秋里同志说：“西南军政委员会要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这是一项当前的重要任务。你是学教育的，又有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希望你愉快接受调动，努力工作。”他给予了我语重心长的亲切鼓励。次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派来两部吉普车接我全家进城。

调动来得很突然，当时确实缺乏思想准备，思想一时有点转不过弯子，我曾想过：我既已决心参军，离开西北大学讲坛才一年多，怎好又走回头路离开部队？但是，到底还是在两所军政大学受到过熏陶、教育，我终于本着既决心参加革命，应该随形势的发展需要，服从组织调动，就这样，我仓促地接受了筹办干部子弟学校的新任务。

进城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同志对我谈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以及调动我的经过（孙是我在北京师大教育系的同班同学，又是我们当年在北平搞抗日救亡运动及学生运动的战友）他说：“西南大区一级干部现有2万余人。入城后，生活、工作渐趋稳定，其子女弟妹在老家过去大都受反动派的迫害，入学读书困难；现在，找到了亲人，联系上了，纷纷前来要求安排上学读书，但是他们的年龄大、个头较高，而年级都很低，又系供给制，一般学校无法接受，所以亟需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此事，邓小平政委很关心，同意抓紧筹办，并嘱我物色一位懂教育，有经验，保证能办好的同志负责这一工作。”接着他又笑着说：“我觉得你最适合，并相信你能胜任，已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同意了。”又说“现在，有三所私立学校正打算请政府接办，就是：南开中学、清华中学和巴蜀学校。你先深入调查调查，看哪所学校比较适合改造为一所西南大区一级的干部子弟学校。”他这一番话，使我进一步感受到党对我的理解、信任和依重，党既然需要我，选定了我，我应该义无反顾地下决心，勇敢地接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独自一人以孙志远同志个人代表的名义，先后走访了、参观了、具体了解了三所学校的实况，拜访了各校的一些领导，依靠当时西南团委和重庆团市委的帮助，与有关学校的进步教师、团组织、团员们交谈，经过比较，我以为南开太大，清华太远（要由土桥过河）均不适宜，而巴蜀学校地处市中区，既有中学部又有小学部，而且还有一个幼稚园（即幼儿班），比较适合接受西南大区各部门的各种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干部子弟入学就读。该校地处张家花园街至黄花园，校舍范围宽大，交通方便并且大有发展余地，比较起来更适合筹办干部子弟校。此外，该校原系以王缵绪名义办的学校，解放初，校长、董事会主要负责人早已离校他往，经费已来源，水电欠费数月，教职工工资无着，无论校董会留守的负责人，还是教职工、学生热切期望早日由政府接办，王本人也申请以“献校”名义交西南军政委员会。这就更利于接办后及时改建为一所西南大区的干部子弟校了。这样，我就写好一份1800余字的调查报告，建议接办巴蜀学校，这个意见很快就得到了小平同志同意。

筹备接办的过程中，一天，志远同志通知我次日上午尽早赶到范庄（即后来的重庆市第二招待所）去。凌晨赶到，孙已离家，留话说：“去打台球了。”我赶到那里，一进门见小平同志正和志远聚精会神地打球。他将我介绍给小平同志，并问我打不打？我说不打，我还要下学校了解情况。老实说，这次会见，志远事先并未告诉我，乍一见到西南最高首长，当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观看一会儿他俩打球，我就辞出。事后志远向我转述了小平同志关于接办巴蜀学校并办好这所干部子弟学校的口头指示，三句话：“一切不动，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志远同志嘱咐：邓政委这三句话很重要，有深刻的涵义，也有很强的针对性，是看了你写的调查报告后说的。希望你结合实际，结合你在西北、西南两个军政大学工作的体会，很好地领会贯彻。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发给派令，我便到巴蜀学校积极筹备接办。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对学校校舍、设备、管理体制、教师队伍、水平以及教职工和学生的思想动态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这些实际出发，小平同志指示的“一切不动、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加深了体会。指示中提出的“一切不动”不是不要建设学校、发展学校，不是不许去进行应兴应革的事项，而是着重针对当时学校教职工的思想情况，特别是教师队伍的情况而言的。办好一个工厂，一定要依靠广大的工人群众；办好一个学校依靠什么?显然应该依靠教师队伍。于是，我就从两方面入手开始工作。一是深入了解教师生活、思想、业务水平，不管传说的哪个是什么“班”，哪个是什么“派”，而紧紧地按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各方面，以不同方式做好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并且就其所长、量才录用，使他们各得其所，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二是随着干部子弟大量入学，根据扩充各级班次的需要及原有老教师偏多的实际，逐期选择、调入、补充了一些青年教师新生力量，逐步建设了一支团结的、要求进步的、敢于改革的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能够战斗的教师队伍。怎样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指示？从这个旧学校的实际出发，要改造好这所学校，办好这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结合我对西北军大、西南军大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我认为办好这所学校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抓好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我着重抓了三个重点：即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三要依靠群众、实行教学民主。

1950年12月1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通告接办巴蜀学校，在学校举办了隆重的接办仪式，正式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段云同志为校长（兼），我为副校长，实际上日常校务均由我负责。小平同志决定校名不变，仍用“巴蜀学校”以见地方特色，并颁发方型铜质印鑑，办学经费及干部子弟学生的供给均由西南财政部直接拨给。原旧小学部学生毕业后即完全接受干部子弟；初中、高中则仍招收一小部分一般人民子弟，而着重接纳干部子弟入学。所有大区一级干部子弟入学均经西南人事部介绍推荐，经过考试，适当安插班级，并特为他们补课、允许插班、跳级。学校内仍然分设小学部、中学部。约半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我为校长并授予人事、财务、教改的权力，命我全面负责。

1951年为适应当时土地改革开始，大批干部（双职工）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子女缺乏照料的情况，又创办了托儿所，内分日托（解决教职工子女入所）全托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了加强领导力量，中学部调来了叶红同志任部主任，小学部调原中学教导副主任黄清华任主任，后又调樊秉廉同志任副主任。为加强供给制学生、儿童的生活衣食等工作调刘竟华同志任总务副主任、夏本琛为总会计，托儿所调原延安保育院李强同志任所长，姜平同志任指导员。随之，学校的党支部也就建立了。从此，这个从托儿所、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一条龙”的巴蜀学校逐步走上积极改革和建设的阶段。经过全校各部（所）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在办学方针，校舍修建、充实图书设备，以及教师队伍充实调整，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开展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接待过苏联普希金、纳多莫夫及凯洛夫等专家的参观访问。1956年被评定为重庆市重点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经常为全市中小学、托儿所举行各级各科教改的现场观摩教学，经验交流，我也被全市校长会议民主选举为优秀校长。

1956年10月我奉命调重庆市教育局任副局长，但仍兼巴蜀校长，1957年暑假后选调来新校长王霞量我才辞去巴蜀学校职务。回顾在校8年，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一批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合格的毕业生。其中，高中毕业大都升入相当的大专学校，如今已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这里还应该特别着重指出，在抗美援朝时期，积极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报名参军赴抗美援朝前线的二十余位高中学生，至今，我仍然怀念他们。巴蜀托儿所后来改为巴蜀幼儿园，至今仍为对外开放的一所设备优良、质量较高、校景幽美的幼儿园。除此以外，这一时期，还为重庆市培养输送了一批新办幼儿园、新办小学及中学的领导干部，以及市教师进修学院各科教研组骨干。

上述这些成果，当然不是个人的成绩，而是七•八年来小学、中学、及幼儿园各部领导及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学习运用两个军政大学办学思想和经验后，努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团结求实不懈奋斗的成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拉杂写来，回忆难免有疏误，请知情同志教正！

在写这个回忆材料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积极参加支持进行巴蜀建校的一些积极分子优秀教师一一出现在我的脑海，简直历历在目。如将学校的物理化学仪器药品设备规划配备成了一定规模的实验室设备的物理老师董贞熙、化学老师王仲文、生物老师罗光斌；在教学改革中带头改革，提高质量的语文老师张宗铭、陈大慧同志；数学老师王廷模、向岑高等都得到学生们的公认和尊敬；还有热心领导、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的优秀班主任蔡思静和黄振蓉；为学校少先队建队并坚持开展有益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及他们喜欢参加的德智体各方面活动的闽绪坤老师，热心体育教学，建立了一个连续多年获得多年“市三好杯”的校篮球队，并为省体育队输送了骨干的林天澍老师，为教务工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的艾西由老师；为学生思想工作不懈努力的甘佩萱老师；为后勤工作，校舍修建做出显著成绩的刘竟华和侯寿松老师；为教务、学籍制度踏实工作的杨敏言和林用瑜老师。还有在其它方面付出心血的老师们，真是难以一一列举。职工队伍中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搞好后勤具体管理工作的何绍武同志，热心建立工人夜校并带头学习的康孝孔同志，努力办好师生伙食的王天有、王天富等同志，已不能一一列举出来了。

虽然我离开巴蜀35年之久了，但每遇巴蜀校友谈起来，不由地就忆及并提起当年他们的辛苦工作和贡献；不能不由衷的怀念和钦佩。

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西南一级的干部子弟学校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学校交重庆市教育局领导。从此，巴蜀学校一分为三：即小学部易名为巴蜀小学，中学部易名为重庆第四十一中学，托儿所易名为巴蜀幼儿园，管理体制改变。我即专任41中校长，直到1957年才辞去校长职务。但由于我在市教育局分管业务，对三所学校（园）仍注意帮助扶持。此后几十年里，经历不同阶段的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我热爱巴蜀的心始终不逾。1991年春，经过努力争取省人民政府领导及省教委领导批准，恢复了巴蜀中学校的校名。特别让我感动的，至今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大区各方面的诸位尚健在的老领导，每年我去京开会见面总是就巴蜀学校的情况问长问短。籍此小文结束之际，我最后特书一笔以传达他们百忙中仍关怀巴蜀，切望能够越办越好的激动我心的信息，我相信，无论是巴蜀小学、巴蜀中学还是巴蜀幼儿园的广大师生，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关切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