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看，建校初的毕业纪念章！”

“勿忘国耻。”

“好有年代感，更好有历史意义。”

“这纪念章是巴蜀学校创建者王瓒绪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为毕业生们颁发的！”

这是重庆深秋里平凡的一天——2022年11月1日，巴蜀中学校史馆里“爱校教育课程研学活动”中的生动一幕。

岁月流金，一代代巴蜀人，慎终追远，始终铭记王瓒绪先生创建巴蜀学校时“以教报国”的理想，始终怀念着这位巴蜀先贤。

兵荒马乱，流离转徙的20世纪前几十年，目睹国家的残破，民族的衰亡，中国如何振兴？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王缵绪一直在追寻着答案。这位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的第11代直系后裔身上，涌动着和他先祖一样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寻求救国出路时，他内心越加强烈地迸发出“以教救国”的理想，无论是他走到哪里从事军政，也都是坚贞不渝地大搞文化教育事业。

1929年初，刚由资中调派到重庆驻军的王瓒绪开始同时进行两件大事，一是创办起《巴蜀日报社》，另一件则是他终生的事业追求——用教育来改变大西南教育的落后面貌。他想要在极其落后贫困的社会条件下创建一所水平一流的新式学校。

王瓒绪先生于1928年底1929年初斥资数万银圆巨款购入重庆张家花园上百顷土地，作为巴蜀学校校址。张家花园位于通远门外观音岩下，占地约100公顷，是清朝时一名张姓人家的私人园林。民国初年卖给重庆“德生裕”钱庄的老板魏翊丞，易名“怡园”，但一般人仍称张家花园。魏翊丞曾捐过知县，署理湖北巴东，后来担任过重庆商会会长，办过红十字医院，在重庆颇有名气。当时，张家花园周围都是坟山，但王瓒绪先生独具慧眼，认为此地是建校的宝地。因为当时园内竹木丛生，有亭有廊，时有游人来此散步游玩。曾有人著文描述张家花园的境况说：“城中裘马少年，选色征歌，时来园中，饮酒博弈，流连荒亡……”

在土地购置妥当后，1929年王瓒绪先生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巴蜀学校的建设，由于当时国内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加上该校址地形复杂，这给王先生心中这所一流水准的新式学校建设带来了不小难度，但他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以求，夙兴夜寐，躬身亲为，不断变卖家产，筹办学校。从规划设计到购料施工等都倾注他无数财力、物力与心血智慧。经长达了五年呕心沥血，终于成功建成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这就是如今巴蜀中学的前身。

1933年,巴蜀学校建设历时五年，终于正式开学。王缵绪自任董事长，并在开学前特登报发表《巴蜀宣言》，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与兴学理论。他说：“开启民智，教育救国”，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达到挽救国家、改变民族命运之目标；他通过校董事、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向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求助，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由江浙来川主持教务。

1932年8月3日，炎炎夏日的朝天门码头，王瓒绪、卢作孚等久久矗立长江江畔，冒着暑热一直等待着逆流而上的民生公司的一趟轮船。原来这两位巴蜀学校的董事是来迎接聘请的巴蜀学校校长周勖成先生一行。在轮船抵达口岸时，船上和船下都同时发出激动的呼喊声。周勖成先生偕夫人邱鸿仙女士、女儿周钟燿、周钟铨及孙伯才先生一行五人抵达重庆。王、卢等校董事会成员即刻上前，和周先生一行热情握手。随即王瓒绪先生安排专车将周先生一行人等接到巴蜀学校“湘院”安置，并指定随员陪侍左右。王缵绪先生的夫人王璋玉与周勖成校长是苏州同乡，当日，王缵绪设家宴为他们接风洗尘。随后二日又邀请有关人士宴饮于中央公园长秋西餐厅，观看川剧，游览南山等等，给予隆重礼遇。经过交谈，双方认识看法更是颇为接近，交谈甚为欢洽。王缵绪先生对周勖成校长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决定委托他全权办理这所学校，赋予他绝对的自主办学权力。巴蜀学校领导集体就此诞生。这期间巴蜀学校制定了“公正诚朴”校训——“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诚实毋欺，朴实无华”。从招收第一期学生起，王缵绪就将班级以“真”“善”“美”“平”“和”等命名，这给巴蜀学子上了很好的开学第一课。

学校自开办后的18年间，所有经费完全是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一人承担，他凭借个人的努力支撑着巴蜀学校这片教学天地。除多次支付现金之外，他还将学校自建临街铺面三十七套房屋，长期出租以供养学校正常开支，从未收取学校分文投资成本和任何费用。为了弥补抗战期间办学经费的困难，王校董再次捐充个人房产用作办学经费。为保证办学质量，学校的校长及教务都是从当时教育发达的江苏地区聘请，招聘的著名教育专家就达42名之多。为了学校的教师队稳定和提升，他坚持以较高标准发放教师薪俸。校长月薪166大洋、教务主任155大洋，全校教师薪俸每月支出约150万元，与一学期学费总收入130万元相较，尚有20万元亏空。为此王瓒绪不惜数次变卖家产来苦苦维系着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

正是由于王瓒绪先生的苦心孤诣，孜孜以求，使得巴蜀学校办学成绩得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度评价，并代表国家远赴英国参加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奖，使巴蜀学校一跃成为当时名震中外的著名基础教育校府。并且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两次亲临巴蜀学校，为校题赠“成绩斐然”的金字招牌。

在全面抗战期间，巴蜀学校从未间断过教学，并收容大批战区流落重庆的流浪儿童及抗战军人子女，让其免费入学。王瓒绪先生将自己创建巴蜀学校“棫园”免费作为一所孤儿院，让实业家刘子如创办的接受抗战的孤儿的缝纫技术培训班迁入。之后他不仅让在此的孤儿们吃饱穿暖，还让孤儿们学习文化。并且让孤儿院同样奉行巴蜀学校他所提倡“教养兼施”理念，对孤儿们授予历史、地理、语文、英语等课程，还开设与生存发展相结合的工业知识教学课程，让孤儿们获得一技之长。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校董王缵绪在巴蜀学校礼堂挂起大幅中国地图，上书“国破山河在”，以此警醒全校师生。他将全部班级改为以沦陷区的省份来命名。初中部：第一届命名辽宁级，第二届命名吉林级，第三届命名黑龙江级，第四届命名绥远热级（绥远、热河），第五届命名察哈尔级，第六届命名宁夏级，其后的西充分校，也继续以此命名。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爱国思想，激励学生树立救国之志。校董事长王缵绪对每届毕业生，都要在毕业典礼大会上赠送一份毕业纪念品。在1939年2月，学生得到一份特殊毕业纪念品——由王缵绪亲自题写“勿忘国耻”四字的铜质墨盒。

在重庆成为全国抗战指挥中心时，王缵绪主动让巴蜀学校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使得学校获得当时举世公认的“全民抗日救国宣传文化活动中心”的称号。为确保学校安全，由王瓒绪先生特意安置第二十九集团军警卫连的军营驻扎此校，时刻加强护卫。学校不断开展各项抗日救国活动，陆续接纳众多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来校活动，周恩来、黄炎培、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潘序伦、胡风等中国现代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先后都出现在巴蜀校园的各项抗日活动中。并且王瓒绪还长期利用学校资源，接纳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随着战事的激烈，为保障师生与周边居民安危，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巴蜀学校校董王缵绪，白天处理公务，夜间亲自率领部队在巴蜀学校建设能容纳万余人的防空洞。这使得巴蜀学校在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遭遇重庆历史上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时，虽连遭三次重创——礼堂、教室、宿舍及校园部分被毁，六名校警被炸死——但全校师生和周边居民的生命却得到了保护。日机之后又连续九次以巴蜀学校为重要轰击目标，校产损失巨大。紧要关头，王缵绪先生经过认真考虑后指示：“为避免无谓牺牲，为保留国家元气，迁校是必然的，而且应当从速进行。”之后，巴蜀学校中学部迁往王瓒绪家乡四川西充。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嘱咐校长周勖成、教务主任孙伯才和学校几十名教员，带着学校全部设备，经过两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转移教具500多套、图书2万余册，以及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2000多件教学用具，满满装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之后再雇农工手托肩扛搬运到几十里之外的西充地区。经各方努力，西充完成建校正式开课。在抗战时期的困难阶段，此举可算是王缵绪为家乡民众开辟了教育新天地。1942年，周勖成校长根据时局情况，请示将西充学校迁回重庆。王缵绪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原教职员工从西充返回重庆原址任教，将西充学校作为巴蜀学校西充分校，继续在当地办学，学校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王缵绪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接任西充巴蜀分校校长。

1943年，巴蜀学校的十年校庆当天，王缵绪仍在前线指挥作战，但巴蜀学校的校庆典礼上却有孔祥熙、何应钦等上百位军政要员纷至祝贺，并踊跃提笔，赋诗题赠，大家对王缵绪创办巴蜀学校的教育功德有口皆碑。当日现场，三四十名与会来宾发起百官个人集资活动，预备给王缵绪上将建立教育功德纪念馆。得知此事后，王缵绪执意命校长将这笔巨款用作被日寇炸毁的巴蜀学校修复重建工程。

时光荏苒，但历史并不如烟。

后之览者，睹物思人。校史馆里的一件件历史展品，让老师们时而驻足，时而兴奋，而王瓒绪先生创立巴蜀学校的故事，更让大家思忖良久。“开启民智，以教报国”的声音还在大家耳畔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