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青年担当！”

周公馆广场前，时间点点、缓缓地腐蚀着青铜的雕像。后扬的风衣，迈出的脚步，周恩来总理似乎一直在行走，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走到了21世纪。灰白的墙壁，青黑的瓦片，彰显着民国时期典雅的审美，却更像是古老的默片，播放着那个时代的沧桑。巴蜀学子身着白紫的校服，闯入这部默片里，平添一抹时代的靓丽与青春的朝气。这是巴蜀中学“家国天下，青年担当”成长营的研学活动。

巴蜀中学以课程建设与开发作为推行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以“挖掘潜能，张扬个性”为核心理念，积极推进课改，建构了知行课程、学养课程、挑战课程等三个课程系列，其中知行课程有以语言表达为核心的“三讲”课程，由“艺术”“科技文化”“体育”三大主题活动构成的“三节”课程，由“生命教育周”“社团活动周”“研学旅行周”构成的“三周”课程；而学养课程包含了种类丰富的“品格·兴趣”课程群、“文化·审美”课程群、“志向·体魄”课程群三大课程群。

巴蜀中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了多轮课程改革。满足时代的需求，拥抱未来的教育，这是在建校之初便形成的优良传统。创校，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资金地盘是办学的硬件，课程管理则是办学的软件，只有“软硬兼施”才能欣欣向荣。巴蜀学校能获得成功，离不开校董们硬件的支撑，也离不开校长和教务主任对课程的构建，对学校的管理。

1932年8月，孙伯才与周勖成同时到达重庆。孙伯才（1901—1947年），字未艾，江苏青浦县蟠龙镇人。江苏省立第二农校毕业。来重庆之前，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小学主任，宝山师范学校，昆山、嘉定、青浦三县乡师主任，嘉定安亭师范学校语文、理化教师。曾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新中国书局自然科学审查委员。在这所崭新的学校，孙伯才成为教导主任，是周勖成校长的得力助手。他终生未婚，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为巴蜀学校的创设和发展殚精竭虑，终因积劳成疾，盛年早逝。

起草《巴蜀宣言》  明确建校纲领

1932年8月—1945年，孙伯才担任重庆市私立巴蜀学校教导主任、教务主任，协助周勖成校长负责教学教务工作。巴蜀学校筹备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大事项：其一是发表了《巴蜀宣言》，其二是公开征聘教师，其三是研究确定巴蜀学校教育目标和教育原则。

《巴蜀宣言》由孙伯才执笔起草，所依据的教育理论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及其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等教育家提出的教育革新理论。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教育理论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

杜威（1859—1952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教育方面，杜威主张“儿童中心论”，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估计儿童的心理特点，探索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途径和手段，从而增强儿童学习的独立性和创造性”。1919年5月—1921年7月，杜威应聘来华讲学，足迹遍及中国十几个省，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极深。

陶行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先生，他结合中国教育实践，继承发展了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出“生活即教育”主张，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巴蜀学校从《巴蜀宣言》开始，就将“儿童中心论”“生活即教育”等理论指导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全部教学过程当中，提出“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儿童本位”教育原则、“教养兼施”教育模式，明确了建校纲领。

《巴蜀宣言》是具有先进理念的教育纲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重庆犹如一支“异军突起”的号角，立即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赞同，同时也因此吸引了一大批教育界优秀人士，相继参加到巴蜀教育中来。

具有先进的教育理论作指导，拥有优秀的管理者和教师，是巴蜀学校最终成为中华名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孙伯才先生执笔的《巴蜀宣言》，为巴蜀学校划定了具有前瞻性的起跑线。

学术立言  创新教材

孙伯才在主持巴蜀学校教学教务时，笔耕不辍，除了文学创作，还主持编辑了不少书籍，为后来的校史研究，留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

1932年底，由张祥琬作曲，孙伯才为巴蜀学校的第一首校歌创作歌词。“好光阴莫付流，大家忙把学问求”的歌词，承载着学子们珍惜时间，追求学问的理想。1934年10月，在原校歌基础上，孙伯才完成第二首巴蜀校歌。“要为国家效力，要为民族争雄。我辈先把学力充，前程远大，责任无穷”的歌词，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未来学子报效祖国的热烈期盼。第二首校歌传唱至1938年第三首校歌问世。

1933年12月，孙伯才创作三幕校园童话剧《长春花》，指导学生“用智慧去消除黑暗，用勇敢去反抗黑暗，用光明去克服黑暗”。1938年，孙伯才编写的高等小学《自然课本》正式出版，为全国多数学校采用。教材内容丰富，包括动物、植物、化学、物理、生理常识等，而且使用语言口语化，明白而有条理，深受师生欢迎。此外，孙伯才撰写的《农学》《兽的研究》《小学算术教学法及练习法》《爬虫栖类的研究》《小学自然教学法》《昆虫的食料》《小学的科学环境的设计》《做学教合一之理论与实际》《学校园之设计与其批评》等教育教学科研文章先后发表在全国各报刊上。

孙伯才还推动了巴蜀学校各种系列丛书的编辑工作。1935年1月出版《童心》第一集。1936年10月出版《儿童心声》，希望通过这本书让社会各界对巴蜀学校有更真切的了解，同时也以此征求对办学的改进意见。1936年12月出版“巴蜀小丛书·行政集”（第一册）《前瞻与回顾》，周勖成和孙伯才分别撰写了《本校前途展望》和《从筹备到现在》的文章。1936年8月，巴蜀学校添设了初中，为了使社会及家长明了办学目标及方法，于12月30日出版“巴蜀小丛书·教导方法集”（第一册）《我们的初中》。在这本书中，孙伯才撰写《初中的教导问题以及本校的实际》一文，阐述关于中学生身心健康、性教育等问题。他的具体主张已纳入《巴蜀初级中学简章》前言第四部分。

在教学方法方面，孙伯才常常参与设计，与学科教师一起研讨新式教学方案。巴蜀学校实施的设计教学法，即废除班级授课制，打破学科体系，把儿童生活有关的问题或事件作为组织教材的中心，把关于学校教学内容及其他生活的知识和技能融合成一个学习的大单元进行教学，每设计一个单元都有预定的目的以及计划。

如1933年12月31日在全校组织的“消寒娱乐会”，是第一次试行设计教学法的成功实践。“消寒娱乐会”的教学目的在于联络学生与家长的感情，增进学生关于冬天的生活常识。消寒、娱乐是设计教学的中心，各级各科的教材均与消寒、娱乐的意义相符。社会科，讲述寒带人的生活及冬季取暖的方法；自然科，讲授冬季的气候，动植物的过冬方法；卫生科，传授冬季疾病及其防治方法；劳作科，指导学生制作有关消寒娱乐的模型，搜集有关实物；体育科，练习适合冬季的游戏；国语科，除准备文艺表演材料外，说话课讲授什么叫开会词，作文课练习写作邀请家长函，写字课则安排缮写活动的标语；等等。

近年来，“大单元教学”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风生水起，可是，巴蜀学校在八十多年前已经开始大单元教学。现在的大单元教学，各学科是割裂的，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可是巴蜀学校将社会、自然、卫生、国语、作文等全部都统整到单元主题里，高度贴合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不得不说，巴蜀学校创校之初的教育理论、教学研究极具前瞻性。

管理育人  教务精细

发表《巴蜀宣言》后，孙伯才先生又协助周勖成校长招聘教员，一一对应聘者进行谈话考察，最后选出22名教员。接着，孙伯才主导了应聘教员的研究工作，包括制定学校教育目标、教学原则、行政原则、导师信条、规定本校校徽标识、确定本校行政组织、规定本校各科教学过程、计划本校校具式样、规划本校休闲教育实施办法。

周勖成和孙伯才亲自训练校工，给他们上公民课。训练内容细致又严格，包括在校工作时的衣着、仪表、言谈、举止、公共场合行为、个人品行等；对于个人生活习惯、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公共场所卫生习惯等也有明确要求。

管理工作系统庞杂，但最能让学生和社会感知的，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成绩。在教学内容的制定方面，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学大纲先由周勖成和孙伯才共同商量提出大纲，然后由孙伯才写出纲要，交给各个年级教研组讨论制定出细目，再交回由周勖成和孙伯才审阅定案，最后才交由各科教师具体实施。各科教员提出的工作计划，孙伯才必定仔细阅读，发现有不妥之处，则与教员磋商，细心推敲，使教员感到既亲切又缜密。全校学生的各科成绩，均由孙伯才逐一审核登记，亲自加盖学校和周校长的印章后，将各个学生的成绩表送达家长。工作异常繁杂和细致。

巴蜀学校的教学规划、学科分设、教室布置方案，也由孙伯才负责组织草拟并逐项落实。他还承担策划每学期的家长会、展览会、观摩会等活动。他的策划总有新的创意，赢得师生和家长的好评。例如召开家长会，孙伯才就布置几个大型的学生成绩展览室，诸如社会科学室、自然科学室、美术室等。每个展室突出重点，并且美化环境。举行教学观摩活动，孙伯才每次都要把各个教员发表的意见上升到教学理论上进行分析归纳，以提高教员的教育教学水平。

孙伯才亲自指导巴蜀学校学生参加1934年和1935年儿童节全市儿童演讲比赛，获得了高、中、低三个年级组的第一名，令巴蜀学校开办不久即在重庆名声大振。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迁移西充成立分校，孙伯才协助周勖成主持西充分校的全面工作。在西充分校工作期间，既坚持巴蜀学校“手脑并用”的教育目标和“儿童本位”的教育原则，同时为了适应抗战时期的特殊要求，确定了“生活劳工化、生活合理化、课业普遍化”的新教育目标，培养了一批热爱国家、贴近民众的新型人才，受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各界的高度评价。

1943年，巴蜀学校西充分校交由王君素担任校长，孙伯才回到重庆继续协助周勖成管理全校的工作。他为了尽快修复校园而四处奔波，到与校董有关的商号、企业筹集款项，使巴蜀学校渡过战时办学的难关。在战火废墟中，孙伯才抢救了大量巴蜀学校历年留下的各种资料，并花费巨大心血进行整理、归纳。这些史实资料，后来经过刘昭乾先生的整理，形成一部初级史实资料，共四十六种计一百四十卷的巴蜀学校档案。刘昭乾先生在完成汇辑后，在其扉页深情写道：“本汇辑谨籍以纪念孙伯才先生。”

孙伯才协助周校长工作，事无巨细，昼夜辛劳，终于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病；1945年秋不得不离开重庆返回上海治疗；1947年5月19日病逝于上海。孙伯才赢得巴蜀学校师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一位曾就读西充巴蜀学校的学生写诗纪念他：

　　　　伯才未艾字同名，诱诲终身学校中。

　　　　美丽张园创伟绩，巍峨渝市留洪钟。

　　　　无家无室多机智，有友有生少困穷。

　　　　江水长流青浦过，丰碑永立晋城东。（晋城即西充——编者注）

为了纪念孙伯才为巴蜀学校的创建和发展所做的贡献，1948年由巴蜀小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在重庆巴蜀校园内捐建“未艾亭”，以示永久纪念。

现在，巴蜀中学精细的行政管理以及三大课程系列，正是在当代社会环境、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过去管理育人和教学设计的传承和发扬。巴蜀中学的“脉”，从周勖成校长和孙伯才主任创校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公正诚朴”是巴蜀的命脉，是巴蜀精神延续的关键；课程改革是巴蜀的动脉，推动着巴蜀教育不断前行，直至迈向全国，迈出国门。